格非《月落荒寺》:艺术为人的存在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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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8

  5年后,技术到位率接近60%,虽然不算太高,但高产率已达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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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翁拾来插瓶供,常结莲房碗大饶。余家介子城下,常得瓦器如罂罐,可充瓶供,插莲花,房大如碗,饱绽坚实,以其气足,生物有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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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兼中央电视台台长慎海雄作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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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设计中,我们用了很多的形,包括珠宝设计师他们珠宝上用的图案。还有是在领型上,如何结合珠宝的形状去设计这个领型。比如说我们也会有中式旗袍领,佩戴有凤凰形状的,有点中式形状的珠宝。

古希腊有一个神话,说宙斯委任爱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给所有的动物分配属性,结果爱比米修斯忙了半天却把人给漏了,人什么都不是,也什么都不会,眼看着人这种动物根本无法在自然界生存,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来火种,并且求助雅典娜给人类注入了智慧。

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围绕这个神话写了《技术与时间》的第一卷,认为“什么都不是”恰是人类的本真存在,普罗米修斯带来的智慧成为各种技术决定了人类如何生存,技术演化出职业,现代社会基本由各种职业构成,陌生人见面或者男女相亲,首先要了解的就是对方的职业,职业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属性。 长篇小说《月落荒寺》中的主体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都是有身份的人,他们过着相对优越的物质生活,但是他们却面临着严重的精神危机,高官李绍基因为仕途上的一次不升反降几乎精神崩溃,哲学教授林宜生需要服用抗抑郁药才能入睡,他长期看心理医生,原本对那个心理医生十分信任,结果心理医生居然托他在研究生录取上开后门,林宜生当场拒绝,医生立刻露出丑陋的嘴脸。

知识分子离“技术”相对较远,在以技术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中处于相对流离的状态,他们的精神在拜物文明中无家可归,在故事层面《月落荒寺》是《隐身衣》的前传,《隐身衣》中,专门制作胆机的老崔在“手艺人”的属性里安分守己,他很小就会安装收音机,修理机器十分在行,他的生活虽然有许多实际困难,但是不会有精神危机,他的技术是他的归宿。

老崔和一个“死顾客”留下的毁容女子生了一个女儿,但是“死顾客”有一天忽然打来一笔26万的欠款,这件事让老崔有些不安,但是在小说的结尾他还是开导知识分子说,“如果你不是特别爱吹毛求疵,凡事都要去刨根问底的话,如果你能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你会突然发现,其实生活还是他妈的挺美好的。 不是吗?”现代工人配合自动化机器工作,他们异化为机器的附庸,知识分子同样被自动化的社会机器驱使,林宜生硕士阶段研究的是西方哲学,博士阶段觉得西哲不能“了生死”而转向老庄、王阳明和佛学,但是小说中并没见他把“了生死”的所学拿来解决实际问题,他的知识依然只是学问,离婚半年后他交往了一位新东方的英语老师楚云,这位神秘女子的出现和失踪给林宜生的生活划开了巨大的口子,让他原本处于自动化的生活停滞,从而有了解脱片刻的可能。 海德格尔说,“为了思考存在,并不需要庄严地奉上对一种晦涩的学问的使用,同样也无需如同在神秘的沉思默想中的出神和迷狂,只需要在任何不显眼的存在者的近处简单地醒觉,这种醒觉突然发现:存在者存在”,当林宜生坐在正觉寺听德彪西的《月光》时,他就在不经意间体会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醒觉”。 “这一刻,时间像是停顿了下来,仿佛世界上所有的对立和障碍都消失了。 惟有音乐在继续。

许多人的眼中都噙着泪水。 宜生想起了歌德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存在是我们的职责,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 在他看来,这个被音乐提纯的瞬间,所呈现的正是存在的奥秘:一种无差别的自由、安宁和欢愉。

”当林宜生参加那场正觉寺的中秋音乐会时,他已经知道了楚云失踪后被凌辱毁容的事,也知道楚云会来音乐会见他一面,但是他不知道楚云坐在哪里,正是这种极端失落的处境,加上印象派乐曲《月光》的流淌和月光落入正觉寺的环境,让林宜生回归了“什么都不是”而只是存在的状态,荷尔德林说文学要为存在作证,格非的《月落荒寺》做到了。

西方存在主义小说大体有两个代表,一个是加缪的《局外人》,一个是萨特的《恶心》,日本的安部公房虽然人在东方,方向上与西方存在主义并无区别,他们的表现形式都很荒诞,通过极端的处境逼出对“存在”的醒觉,而格非的《月落荒寺》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梳理日常,隽永的语言,平静的叙述,还有扣人心弦的悬念,表面上仅仅是一部融入古典音乐的传统小说,实际上却有独树一帜的先锋品质。 小说中有一段科学家与林宜生的对话发人深思,科学家问:“长期以来,我始终有一个疑惑。 作家也好,诗人也罢,本来他们有义务向我们提供正能量,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是美好的,是值得过的。 但他们似乎更愿意在作品中描写负面或阴暗的东西,这到底是为什么?人们阅读文学作品,是希望从中获得慰藉、真知、智慧和启迪,陶冶情操。 或者说,我们自己有了烦恼,才会去书中寻求解答。 而事实刚好相反,有时不读这些书还好,读了以后反而更加苦恼。 ”林宜生的回答“提到了萨特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巴黎作过的一次著名演讲,并试图向科学家解释,为什么文学作品中所体认的绝望和虚无,作为自我觉醒的必要前提,不仅不是‘悲观’,反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乐观’。 因为生活从来都有两种。 一种是自动化的、被话语或幻觉所改造的、安全的生活,另一种则是‘真正的生活’,而文学所要面对的正是后者”。 这段对话体现了格非的文学观,普通的电影提供给观众的是意淫和偷窥的快感,普通小说亦然,格非的小说虽然已经不是早期《褐色鸟群》那样挑战传统叙事的写法,但是精神上依然在探寻“真正的生活”,在打破“自动化的、被话语或幻觉所改造的、安全的生活”。 格非《月落荒寺》:存在是我们的职责,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马尔库塞认为,借助审美形式超越现存社会,这就是艺术具有永恒革命性的秘密所在。 最好的文艺作品应该具备这样的革命性,爱比米修斯没有分配任何属性给人类,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但是普罗米修斯带来的技术给人类强加了各种属性,属性压迫着存在,科学技术主宰了人类的未来,让社会自动化,让人的生存被动化。 和林宜生对话的那位科学家在提出诘问之前先肯定了人文学科的作用,他说科学势必发展到挑战人伦的地步,到时候就需要人文学科来调解当中的矛盾,换句话说,就是到时候需要人文学科来为“变态”的生活合理化,但是有觉悟的文艺作品是不会给科学技术打下手的,文艺应该是警钟,或者是一根最敏感的弦。 《月落荒寺》就是这样一道敏感的月光,它不酷烈,它很美,缓缓地落入人心,照出一片不受遮蔽的澄明。